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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鼓勵綜合研究型大學發展民族學

發布時間:2022-02-14 作者:勵軒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民族教育》雜志

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說民族學》一文中把西文的Ethnographie和Ethnologie譯為民族學,并定義民族學是一種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從事于記錄或比較的學問,正式開始了中國民族學學科建設的探索與實踐。隨后二十幾年,中國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民族學家,他們大多分布在各地的綜合研究型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對當時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很大貢獻,也為新中國成立后民族學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礎。民國時期,民族學家們主要以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不過也并不局限于此。有學者發現,20世紀30年代復旦大學開設的15門民族學課程盡管側重于“邊疆民族”研究,但所涉及的并不只是邊疆少數民族,也包括了民族學與諸多其他學科的知識關聯、中華民族意識、世界民族、民族問題與國際問題、中國之民族主義等。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民族研究,但與先前相對廣義的民族研究有所不同,此時民族研究的基本指向是研究國內的少數民族,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導向。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頗具進步主義色彩,與之前國民黨政府和當時一些西方國家采取的同化、種族隔離等政策不同,中國共產黨提倡民族平等與團結,主張承認和尊重少數民族的群體性政治權利。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曾說:“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可見,中國共產黨非常清楚少數民族之于中國的重要性,也意識到做好少數民族工作對于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必要性。但當時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才解放沒幾年,黨和政府對各少數民族的了解較為有限,相關知識嚴重匱乏。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民族學界的主要任務自然就是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社會調查以及從事各少數民族歷史、社會制度、經濟發展等研究工作,為國家各項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踐服務。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中國民族學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另外一個事件是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在院系調整中,民族研究力量從原先的綜合研究型大學中剝離出來,轉并到新成立的民族院校。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民族學家,如潘光旦、吳澤霖、費孝通、林耀華、李有義等,和他們的一些學生在這一過程中均調入中央民族學院,華西協和大學的民族學家和大部分學生被調整到西南民族學院,西北大學和蘭州大學的民族研究力量則構成了西北民族學院的教學科研主力。經過院系調整,綜合研究型大學里很少有人從事民族研究,民族院校則成為中國民族研究的主要機構。

不可否認的是,民族院校對于中國民族工作和民族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根據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相應的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同時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解放初期,民族工作面臨的一個很大障礙是相關知識生產嚴重不足,甚至連國內有多少民族都還沒搞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亟須開展民族識別,而民族院校特別是中央民族學院的民族學家們則在民族識別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針對斯大林民族定義未必符合當時中國實際的情況,這些民族學家提出了中國民族識別的標準和原則,即從斯大林的四個民族特征出發,但又充分考慮中國的具體民族狀況。在許多民族的識別過程中,他們沒有照搬斯大林的定義,而是采用了較為靈活的辦法。在民族識別調查工作中,中央民族學院的楊成志、費孝通、林耀華、施聯朱等一大批民族學家直接參與或領導民族識別調查組到各地進行識別調查,他們的調查結果成為民族識別的重要依據,最終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許多地方得以落實和完善。之后,民族院校的師生作為主要力量,還深度參與了黨和政府組織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20世紀50年代,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展開,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正在發生較大改變。為了進一步推動各民族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也為了能把各民族原來的社會面貌記錄下來,中央決定開展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而民族院校的師生就成為這項調查工作的主力軍,特別是其中許多專家學者直接參與了調查的設計、籌備和落實。僅從1956年6月至1958年上半年,調查組就對國內20個民族進行了初步調查,形成了約1500萬字調查材料,其中付印的有400萬字以上,而整個調查實際積累的各種資料有上億字。通過調查,黨和政府進一步掌握了各少數民族的歷史社會情況,同時調查成果也成為編輯“三種民族問題叢書”“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的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民族工作面臨的知識生產障礙。

民族院校的貢獻有目共睹,這種貢獻直到今天仍在繼續。但民族學與民族院校捆綁的這種結構產生和加劇了一些弊端。

首先,民族學成為研究少數民族的學問,而且往往造成一些學者聚焦單一民族或本民族研究。費孝通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對這一現象有所反思,他認為過去的民族研究往往是“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地搞”,例如“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中《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等叢書均是按照民族單位,即以民族為單位編寫。作為基礎性知識和民族資料是必要的,有其優勢和長處,有助于把各個民族的情況搞清楚。但此局面長期延續,逐漸形成了按照“民族單位”進行民族研究的模式。許多在民族院校從事民族研究的學者,大多畢生致力于某一民族的研究,由此造成各民族研究彼此割裂的弊端。

其次,民族學缺少了其他學科的滋養。民族院校的強項是民族學,許多學校幾乎是舉全校之力發展這一門學科,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則相對薄弱,這使得民族學很難得到其他學科的滋養,不利于民族學學科的長期發展。

最后,這種結構削弱了民族院校自身的競爭意識。由于民族院校基本是以民族學學科為主,而其他綜合研究型大學幾乎沒有民族學,同時雙方的上級主管單位也不同,這使得民族院校長期缺少和其他綜合研究型大學進行競爭的意識,實際上對民族院校的整體發展是不利的。

反觀一些西方國家,雖然重視對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族裔的研究,但他們的高校很少會形成以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族裔研究為主的情況。美國和加拿大有許多以招收少數族裔為主的大學,如美國的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斯佩爾曼學院(Spelman College),又如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réal),但這些大學本身并不以少數族裔研究為主。許多聲譽卓著的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族裔研究機構實際上位于頂尖的綜合研究型大學內,如哈佛大學在1969年建立的非洲和非洲裔美國人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同年建立的以研究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和印第安原住民為主的民族學系(The Department of Ethnic Studies),加拿大排名最靠前的3所綜合研究型大學——多倫多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麥吉爾大學則均設有專門研究原住民群體的實體機構,這些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族裔研究機構由于有了校內其他學科資源的支撐,大大推動了其研究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美高校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族裔研究的繁榮。

民族學與民族院校捆綁曾經符合時代的要求,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務已經發生了變化。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央越來越意識到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要求,確立了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在2021年8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個新要求下,過去的民族學發展模式無疑要作出相應改變,不僅在民族研究上要超越“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地搞”,同時在學科建設上也要超越民族學與民族院校捆綁的結構。近幾年來,民族院校也在進行自我調整,比如通過院系合并等各種措施大大改變了過度聚焦單一民族研究的局面。但是要在學科建設上解決民族學與民族院校捆綁的問題則不是光靠民族院校自身努力就可以的,而應鼓勵一些有條件的綜合研究型大學也參與到民族學學科建設中來,從而使民族學不再局限于民族院校之中。

相比于傳統民族院校,絕大部分綜合研究型大學雖然在民族學方面缺乏長期積累,但這些高校往往學科門類齊全,如果鼓勵其中一些有條件的綜合研究型大學發展民族學,有利于其通過汲取其他學科的養分發展壯大,進而促進中國民族學學科的整體繁榮。另外,社會上通常存在一個誤區,以為少數民族學生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但事實上,綜合研究型大學中也有大量的少數民族學生,如何使這些少數民族學生在學習和校園生活中與漢族學生團結互助、共同進步,本身就是高校民族團結進步工作的重要內容。同時,由于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對象已經從傳統的少數民族指向擴展到包括漢族在內的各個民族,因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56個民族共同的時代要求。民族學學科內含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及其中國化的成就、黨的民族政策及其實踐,以及關涉各個民族的多樣性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識,都是促進各民族師生相互了解、相互認知、相互尊重、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進共同性的學術力量,綜合研究型大學有責任通過民族學學科或課程建設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對于絕大多數綜合研究型大學而言,發展民族學,幾乎是平地起高樓,難度相當大,因此我們應該鼓勵那些有一定基礎的綜合研究型大學特別是教育部直屬高校發展民族學,并從平臺建設、學術研究、課程建設和人才培養四個方面切入。

第一,要以平臺建設推動學科建設。2020年初,中央統戰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及國家民委在全國范圍內批準建立了10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和5個培育基地,這些基地大多數設在綜合研究型大學。我們不妨在其中選若干所有基礎的綜合研究型大學作試點,以基地建設為契機,通過內培外引一些從事民族研究的人才,形成比較穩定和精干的民族學人才隊伍。待條件進一步成熟之后,在這些高校率先建成比較健全的民族學學科體系以及民族學本碩博培養體系。

第二,要堅持正確的研究導向。新時代民族工作的方向是尊重差異性、增進共同性,那么在綜合研究型大學發展民族學也應緊緊遵循這一大方向,在鞏固已有族別研究的基礎上,要大力加強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研究。既要重視基礎研究,也要注重應用研究,總結國內外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與教訓,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綜合研究型大學應根據自己的學術傳統、地緣特點和學科優勢,在民族研究方向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重點,避免同質化。

第三,要重視相關課程建設。作為高校,其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特別對于綜合研究型大學而言,不僅學生數量眾多,且不少都是少數民族學生,任務尤為艱巨。在這種情況之下,綜合研究型大學發展民族學不僅應抓好本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更應著眼于全校通選課的設計。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貫穿課程設計,面向全校學生開設相關通選課,通過課程講授做好高校的民族團結工作的內容。

第四,要以培養少而精的民族學專業人才為目標。由于民族學專業的就業面相對較窄,綜合研究型大學發展民族學應堅持少而精的原則,以培養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和從事民族工作的實務人才為主,特別要注重培養學生掌握多語種技能和跨學科知識,讓學生得到足夠的田野調查訓練,使培養出的人才可以真正做到心系民族地區、了解中國國情、具備世界眼光。

(作者勵軒,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秘書長、研究員)(《中國民族教育》雜志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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